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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周恩来在重庆靠什么打动“金融巨子”康心之?
    信息来源:未知  ‖  发稿作者:admin   ‖  发布时间:2020-06-24 21:43  ‖  查看次  ‖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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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《》刊发杨耀健署名文章《》,其中提到,抗战时期,周恩来在重庆积极团结民主党派人士和各阶层人民,壮大了革命力量,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为中共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       他率先垂范,求同存异,以情感人,以诚待人,以理服人,善于将党的方针政策与个人的人格魅力有机地结合起来,呈现出高超的统战艺术。

       为争取重庆金融巨子康心之,周恩来特意找康家小姐做工作。

       现将原文摘编如下:抗战时期,重庆金融巨子康心之的女儿康靓,受抗日救亡运动影响,在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地下党,并坚决要求去陕甘宁边区,但被父亲康心之拒绝。

       多次协商不成,康靓于1938年6月私自离家奔赴延安。 康心之只得亲自去拜访周恩来,请求帮忙寻找女儿。

       当时,康家四兄弟在重庆势力很大,老大康心孚是老同盟会员;老二康心如是四川“美丰”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、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;老三康心之是四川省银行总经理、中央银行顾问;老四康心远是“宝丰”公司总经理。 康家和许多国民党党政要人及地方实力派多有往来。 事关统战大局,周恩来十分重视,答应了康心之。

       却说康靓到延安后改名为康岱沙,进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,进步较快,打算一辈子留在那里干革命。 不料,邓颖超找到了她,与她亲切交谈,告之康心之多次去找周恩来和林伯渠,称思女心切,要求把康岱沙送回重庆。

       康岱沙听后表示绝不走回头路。 邓大姐告诉她,如果她回重庆去,通过家庭成员、社会关系,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就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。

       康岱沙恍然大悟,立即给家中写了信,还附上了一张近照。

       1940年4月,周恩来到延安公干,返渝时带上了康岱沙。

       途中,他专门抽时间与康岱沙谈话,分析重庆的统战对象,他指出,对国民党元老、地方实力派和某些工商业者,不仅要看到其腐朽的一面,同时要看到其抗日的一面。

       比如,民族资本家剥削工人,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,但他们还是要抗日的,愿做爱国的企业家和生意人,可以为抗日作点贡献。 他还指导康岱沙如何运用区别对待、利用矛盾等方法做这些人的统战工作。 周恩来特别叮嘱康岱沙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,甚至对她的父亲、亲友可能提出的问题,以及在新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问题,都作了设想。

       为了防止家人催逼康岱沙结婚,周恩来还教她,回家后先把中耳炎治好,再向父亲提出要继续读书,争取考上大学。

       回到重庆第二天,康岱沙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脱下了八路军军装,换上了周恩来让人事先为她准备的旗袍,邓颖超等还帮她作了一番打扮,使她重新变成大家闺秀的模样。

       随后,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一起陪她驱车前往市中区领事巷,康心之的公馆就在那里。 离家两年的康岱沙,突然出现在康公馆,令康心之喜出望外。

       他对周恩来千恩万谢,说自己过去不了解共产党,现在知道共产党最讲情义。 他见女儿言语恭顺、衣着光鲜,十分高兴,连续几天专设家宴,广招亲友庆贺。

       康心之是陕西人,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,驻苏大使邵力子,以及西北军将领高桂滋、邓宝珊和其他一些西北籍人士便常到康公馆聚会,讨论局势,针砭时弊。 康岱沙留心他们的政治态度,讲述自己在延安的见闻,对他们施加积极影响。

       周恩来也时而上门小坐,畅谈时局,晓以大义,使康心之逐渐觉悟。

       康岱沙后来回忆:“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做我家的工作,他常常派人送或寄来材料,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。 有时,亲自利用和工商界座谈的机会,同每个成员接触、交谈,耐心而深入地做思想工作。 另外也派我回家做些工作,好从侧面了解国民党内有关情况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,其中有些第一手材料可能有助于判断形势,制定政策。 ”“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,得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,利用开座谈会的机会,列举事实,有力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民族经济的敲诈勒索,用材料和数字说明事实真相。 这种有理有据的谈话,使得我父亲等人对恩来同志和我党十分钦佩和信服。

       在家人聚会时,谈起恩来同志常常是赞扬不已,心服口服。 ”当时,康公馆逐渐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。 1941年民盟组织成立后,康心之几次把自己的公馆借给民盟开会或举行活动。 为了感谢延安方面对女儿的培养,康家向陕甘宁边区运送过7卡车物资,还两次捐款数千元赞助抗大、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,受到延安方面的好评。

       后来,因康岱沙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书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,并有再次被捕的危险,周恩来考虑再三,决定将她再次送到延安去,并向康心之说明了情况。

       康岱沙临走前,周恩来特地安排让康心之到红岩村看女儿。 当时,汽车不能直接开上红岩村,周恩来便让办事处专门准备了一乘滑竿,将康心之抬上了山。

       那天,周恩来因在城里参加国共谈判,遂委托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接待了康心之。

       康心之这次不再阻拦女儿去延安了,还托女儿带了两条“三五牌”香烟,请她转交给毛泽东。 新中国成立后,康心之被安排为重庆市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,他积极拥护公私合营,将煤矿等资产、领事巷10号私宅无偿捐给人民政府,搬到北京史家胡同57号居住。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,1956年,康心之当选全国政协委员。 当时国家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,按月发定息,所以康心之拒收全国政协每月给他的200元补助。

       他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:“心之以领定息足以生活,对全国政协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辞拒收,为国家点滴节约。 ”。



   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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